在与 Eric Abrahamsen 交谈的最初几分钟，你很容易陷入一种「想象上的困境」：不仅是因为这个身高近两米的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更因为他谈论起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时，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感觉。

　　他喜欢王小波，觉得他的作品「反讽、有逻辑、有幽默感」，李洱和格非的小说「虽然题材有点老气，但是叙事方法前卫」，而莫言的小说「很长很嗦，一点也不干净」。作为一名纯文学爱好者，Abrahamsen 审视这些作品的眼光完全从写作出发，也是「纯文学」化的。

　　他同样熟悉中文非虚构作品，并计划与《单读》合作，将一些有价值的非虚构短篇翻译成英文。至于题材方面可能遇到的政治问题，他考虑过，但后来觉得没法避免，「禁区有那么多，不可能都规避，我们只是想翻译一些有价值、有思想、有意思的非虚构短篇。」

　　这是另一个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故事。西雅图男孩 Abrahamsen 大学时期曾作为交换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过一年。2001 年，他搬来了北京，做过编辑和记者。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自王小波开始 —— 一本《沉默的大多数》，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位已故作家的文字翻译成英文。于是，他成了一名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那一年是 2006 年。

　　一年后，Abrahamsen 结识了一些同样从事文学翻译的同好。他们盼望有一个平台，分享看到的资讯、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和心中的不吐不快。纸托邦（Paper Republic）网站应运而生。

　　纸托邦的日均浏览量不过三四百，并没有真正大火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数据更新在内的大部分工作，都由 Abrahamsen 一个人完成。直到最近两年，随着国内项目增多，Abrahamsen 的妻子陈冬梅与朋友闵婕先后加入，纸托邦才终于形成了一个三人的常规工作团体。建站初期，Abrahamsen 没想到，这个近乎于自说自话的网站，后来会成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如今，几乎每天都有陌生人给他写信，希望这名「纸托邦」的创立者可以解答一些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

　　想用一句话概括纸托邦的全部工作并不是特别容易。陈冬梅用「无组织无纪律」来形容这个松散的机构：「当然，直到去年闵婕加入之前，纸托邦都很难被称为一个组织，它就是一个译者博客网站。Eric 以前经常说，他希望分享 Paper Republic 这个品牌，任何人有什么好想法，只要是与中国文学、出版对外交流相关的，都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去做。」

　　英国知名译者 Nicky Harman 与 Helen Wang 就是这样加入的纸托邦。网站建立的次年，2008 年，Harman 和 Wang 开始为网站贡献资讯内容，并持续地建设数据库。2009 年，在她们的努力下，纸托邦获得了英国文化协会基金的赞助。

　　几乎同一时段，纸托邦的触角从网络延伸到了线下。BIBF（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总策划人林丽颖联手 Abrahamsen，合作推出了介绍行业内部动态的「中国出版行业月度资讯」。然而，与 BIBF 的合作一年后便宣告终结，靠 Abrahamsen 自己的坚持，以该项目为蓝本的网站 Newsletter 更新又持续了一年多，最后因为人力有限，实难为继，才不得不终止。

　　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是由 Abrahamsen 翻译的作品，该译稿曾获美国艺术基金会的资助

　　说起这些，陈冬梅也十分惋惜：「我们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累积了近 3000 多位来自欧美出版社的订阅用户。直到现在，Eric 还想重拾 Newsletter，因为这些订阅用户是非常垂直的出版业受众，对于做中文版权书目来说，是有效的推广途径。」

　　2016 年，纸托邦还曾经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策划案，希望能够通过出版社付费来维持运营。为此，Abrahamsen 和陈冬梅曾向几家比较熟悉的出版社征集调研，但依旧不了了之 —— 大家似乎尚未准备好为版权前期的推广付费，类似的做法也没有先例。

　　回到 2010 年，时任《人民文学》总编的李敬泽约见 Abrahamsen；第二年，《人民文学》就在海外推出了推介中国文学的季刊，英文版《路灯》（Pathlight），合作者便是纸托邦。

　　当时，纸托邦已经聚集了 100 多位译者，《路灯》项目得到了这些译者的普遍欢迎，理由之一在于，它的原作质量好、翻译报酬高。那两年，Abrahamsen 将《人民文学》支付的所有费用都分给了编辑团队，自己则不计报酬。他设想通过纸托邦网站、美国亚马逊购物网和大学图书馆订阅来售卖杂志，以此作为纸托邦的经营成本和个人收入。然而，这一理想化的愿景很快迎来了现实的打击：电子书卖不动，图书馆订阅和发行一无所获。Abrahamsen 发现，没有宣传经费、没有广告支持，一本来自中国的英文杂志简直步履维艰。

　　格非的长篇小说《隐身衣》是纸托邦目前代理过的唯一作品，由纽约书评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

　　但相比推广和发行方面的挫折，更让 Abrahamsen 沮丧的还是内容上的妥协。《路灯》是作协主持的官方项目，纸托邦无法直接参与决策和讨论。涉及篇目选择，英文编辑团队只看作品的质量，很少考虑作者本人的影响力，这成了中英两个团队间争执不断的焦点。

　　从 2015 年 6 月 18 日起，纸托邦网站每周会免费发表一则短篇文章，体裁包括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没有资助、没有稿酬、没收入，这个一无所有的项目竟然「奇迹般」坚持了一年半。直到 2016 年年底这一项目中止前，共有 20 多位译者参与其中。

　　在「短读计划」刚刚启动之时，Abrahamsen 翻译了王小波的短篇小说《舅舅情人》。他原本计划投稿，但为了支持「短读计划」，Abrahamsen 把它发表在了网站上。英国作家 Joe Dunthorne 因此与王小波结缘，后来，在为《卫报》撰写「2015 作家推荐好书」时，他特别提到，自己拜读了王小波的几个中短篇故事，希望有人愿意翻译王小波的长篇，然后装帧精美地出版，送给他做圣诞礼物。

　　2011 年起， 纸托邦与《人民文学》杂志社合作，推出了《路灯》季刊，但因影响力有限，使得该杂志长期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图为 2015 年发行的夏季刊

　　事实上，「短读计划」引发的关注和媒体效应远超编辑的预期。包括《卫报》《洛杉矶书评》《亚洲书评》在内的近 10 家英文媒体对这一项目进行了转载与报道。但和此前的多个项目一样，「短读计划」需要参与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不得不抱憾终止。为了扭转类似的局面，2016 年，纸托邦向多个国内外机构寻求资金援助，这一过程，直接催生了 Paper Republic 英国非营利组织（CIO）的建立。

　　「可以说，直到今年，纸托邦才真正成为一个组织，并明确了它非营利的性质。」陈冬梅介绍说。

　　该非营利组织成立后，纸托邦策划和主持了一个「出版交流周」，邀请 10 位海外编辑访问中国一周，帮他们了解国内的出版现状。「我们之前更多是默默地与翻译、作家做沟通，而出版交流周虽然只持续了一周、邀请了 10 个人，但是对于中国出版界的国际化来说，还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事件。」Abrahamsen 说。

　　Abrahamsen 说，做翻译和出版最满足的时刻，是读者认定「这本书是我的」，并与他建立隐秘的私人关系的时刻； 摄影 / 陈冬梅

　　交流周结束，Abrahamsen 明显感受到了中文媒体对纸托邦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国内出版人正逐渐了解「准备工作」的分量，「我们原来经常对国内出版社强调，如果想把这些中文文学作品推出去，在选好书后，要翻译样章、准备介绍资料，并且要保证这些资料的质量。但这么多年来，大家好像都不明白。直到出版交流周之后，大家才体会到它的重要性。」

　　如今，纸托邦拥有一个网站、一个位于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和一个位于西雅图的出版公司。去年起，纸托邦直接参与了一些出版项目，陆续购买了 6 本著作的英文版权，这中间还包括阿来的《空山》，以及王小波的《万寿寺》和《我的精神家园》。这两本王小波的作品，将由 Abrahamsen 亲自翻译。

　　在将中国当代文学推向英语世界的道路上，「王小波」三个字似乎一直伴随 Abrahamsen 左右。它时不时跳出来，提醒这个屡屡受制于现实的男人，现实并不总是你的朋友，但也未必就是敌人。

　　今年年初， Abrahamsen 与译者刘宇昆、Eleanor Goodman 和 Canaan Morse 在波士顿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翻译的活动，活动结束后，有一名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走过来，像是分享秘密般害羞地对他说，「我很喜欢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