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放眼世界，引进翻译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范围、传播载体等几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文学作品“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有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丰硕成果。

　　论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外文学交流，浙江大学教授许钧首先想到了五四运动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那就是以开放的精神引进域外的新思想、新观念，改造我们的语言，丰富我们的文学，革新我们的思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学界秉承了五四的开放精神，通过中外文学的交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许钧提出几点值得关切的问题，首先，是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能够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去关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70年来，我国文学翻译界向国人译介的文学作品涉及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通过译介，拓展精神疆域，促进文学创造。从70年来的中外文学交流看，我国的文学界没有陷于对外国文学的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借鉴，以异域明镜照自身，激发自身的创造性，创造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正如许钧所说，中外文学交流，翻译是必经之路。文学杂志的创办和世界名著的译介构成了中国读者了解外国文学的主要途径。1953年创刊的《译文》杂志，于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至今已成为中国读者了解外国作家作品的一扇重要窗口；被读者亲切称为“网格本”、于50年代末启动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收录了一大批在世界文坛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陆续创办的《外国文艺》《译林》等杂志以及如雨后春笋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为开拓中国读者的世界眼光做出了贡献。《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莫言、陈忠实、余华、宁肯等小说家的写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同样，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布莱克、波德莱尔、里尔克、帕斯等外国诗人，北岛、多多、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诗人也一定会走上不同的诗歌之路。可以说，正是吸收、影响和交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吸收，影响，交融，发出自己的声音，许钧与高兴都强调了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互动性和对话姿态。他们谈到，改革开放40余年，文学交流和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近几年中外文学交流抵达某种更高境界，同中国国力与影响力的慢慢地加强是有直接关联的；反过来，文学交流又为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影响力发挥着自己无法替代的作用。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时间脉络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组建了中国外文局等对外传播的专业机构；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杂志以译载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为主，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截至1966年，《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的作品达1000种，外译文种达40种，开创了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改革开放后，一些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开始慢慢地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并通过与中国机构合作出版、版权购买、发行包销等形式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进一步加快社会化、国际化的步伐，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相关国家工程、计划的出台。如2005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的“经典中国计划”、2013年的“丝路书香”工程、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都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板块。根据他对实施最早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研究，截至2012年，有222家海外出版机构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对外翻译资助。

　　其次，除了大规模的翻译计划，一些杂志和出版人也在积极探索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不同方式。2011年，《人民文学》外文版试刊，2012年正式出刊，当时只有英文版《路灯》（PATHLIGHT）。党的十八大后开始扩充语种，聚拢不同语种的外国优秀译者组成翻译专家团队，严谨编选审校，努力向国外读者推荐好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介绍，《人民文学》外文版每一期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诸如“自然”“时代”“记忆”“家园”“成长”“情感”“多民族”“梦境”等等，比如刘慈欣获雨果奖之前，编辑部在英文版策划了一期“未来”主题专刊，诸多国内科幻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该期杂志很快售罄。施战军说，《人民文学》多语种外文版的理念是“中国文学 世界表达”，以文学方式“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它的使命。十九大之后，《人民文学》外文版已有英、意、法、德、西班牙、阿拉伯、俄、日、韩等语种，并有7个语种在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实现了落地出版。好多年轻作家是通过外文版被国外读者所了解，并在国外版权和作品推介上得到更多机会。它的延伸效果是让更多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庞大、作品审美形态的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的通约性，进而达到从“走出去”到中国文学与各区域各语种世界文学对话互融格局的形成。

　　拥有十多年的外国文学出版经验的出版人、版权代理人彭伦认为，“文学走出去”的实质是出版行为。正如出版社选择外国的选题购买版权一样，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也应该像引进一样，走符合国际出版规律的途径。他列举麦家、张翎、李兆基等作家在海外市场取得很好成绩的国际版权作品，证明中文作品并非没有国际市场。他和记者说，对于小说《繁花》，纽约FSG出版社从写审读意见到最终决定签约几经波折。拥有70多年历史的FSG出版社旗下拥有2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3位普利策奖得主和24位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它签下《繁花》英文版权的消息迅速传遍国际出版界，日本早川书房、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也很快跟进，如今《繁花》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权也已售出。此外，小白《封锁》、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那多《十七年间谋杀小叙》、霍艳《李约翰》部分语种的版权也已售出。彭伦表示，国际版权代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耐心摸索，寻找更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中国举办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为加强和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实际贡献。

　　中国作协率团参加各大国际书展；组织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翻译工作坊和国际写作营；与美、俄、韩、日、法、意、澳、葡、西等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区建立并发展有长效机制的文学交流平台——文学论坛……通过上述活动，搭建对外文学交流平台，丰富文学交流内容，拓展文学交流渠道。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鲁迅文学院的“国际写作计划”、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写作计划、“湄公河文学奖”等活动，也对国内外作家的深层交流和互动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邀请到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勒克莱齐奥、巴尔加斯·略萨、索因卡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马丁·瓦尔泽、阿摩司·奥兹、哲迈勒·黑托尼等国际知名作家访问中国，同中国作家与读者深度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写作中心不定期举办的翻译坊是国内外作家深度交流和对线年后的今天，中外文学的互译和交流频繁，形式多样，形成了层次分明、点面结合的新格局。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以更为自信的姿态站立于世界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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