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有2240多年建城史。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24年，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

　　高邮拥有京杭大运河遗址等6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如玉带般流经高邮，长约43公里。

　　高邮非流动人口71万，户籍人口79.6万人，面积1963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约占40%。高邮湖面积780平方公里，为全国第六大淡水湖。因河流成网，荡滩成片，不少人说“高邮是用水做的”。目前高邮每年的水产品总量近20万吨，罗氏沼虾养殖面积占全国的1/5。高邮麻鸭是全国三大优良鸭系之一，高邮咸鸭蛋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7月底，赛迪发布了2023百强县榜单，高邮排第66位，2022年GDP突破千亿，工业开票销售突破130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40亿。

　　江苏有40个县和县级市，23个上榜全国“百强县”，高邮在其中排第20，刚好是中游。当然，如果放在全国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中，高邮是上游，但“上”得也有限。

　　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9万元，高邮为3.78万元，只高出一点点。

　　1、改革开放后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沿海区域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全球价值链的带动，而高邮长期没什么外资企业，也未得开放风气之先，基本走的是内生型自主发展之路。这条路，有没有希望？

　　2、高邮土肥水美，但高邮湖现在“十年禁渔”，不能靠湖吃湖。高邮没有金属矿产、煤炭、石油等资源，历史上没什么央国企投资，也没有茅台、“宁王”那样一柱擎天的支柱，到现在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传艺科技）。高邮不是金融城市，全国人民不管在哪儿做交易都为那里的交易所、金融机构做贡献，也不像游戏公司，只要开发了一款好产品24小时都有人给你交钱。不过，中国大多数地方可能都像高邮这样。这种命，能不能发达？

　　3、作为四线城市，崇文重教的高邮每年考出去不少大学生，但毕业很少回来。高邮的高等教育资源匮乏，只有扬州大学在这里建了现代农业科教示范园区，扬州市职业大学刚刚开建高邮湖校区。这种人才条件，有没有可能驱动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每一块土地都是一座课堂。在高邮，我从波司登制衣工厂缝纫女工的手上脚下，从罗氏沼虾生态养殖基地农民的手上脚下，从高邮鸭集团鸭蛋加工车间工人的手上脚下，从路灯照明企业销售员的手上脚下，感到一种命运的力量——手停脚停口就停，日日劳作不得歇。

　　但手不停脚不停，就是苦命吗？倘若手脚真的停了，一点苦也没了，那大概人生也终结了。

　　高邮人是喜欢劳作的，因为劳作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脸上并无苦涩，而是平常，自若。

　　靠劳作，高邮成了中国羽绒服装制造名城、路灯制造基地、特种电缆基地，更加不用说名闻遐迩的麻鸭咸蛋罗氏虾了。在传统的机械装备、电线电缆、纺织服装三大产业外，高邮也在全力发展光储充、灯具、电子信息三大新兴起的产业，即“3+3产业体系”。

　　高邮人的幸福指数其实挺高。一杯豆浆一碗面一个鸡蛋是市民最普遍的早餐，5块5一份；城区不错的地段，房价六七千元一平方；老百姓闲暇时就到西堤运河文化公园健身漫步，看珠湖夕照、水光帆影，虽无大城市的摩登，也无大城市的焦虑。

　　在我看来，高邮之路，是吃苦耐劳的本地劳动力和一批创业带头人的结合，是内生型自主发展和外向型开拓创新的结合。这里所谓“外向型”，并非一般理解的外资外贸，而是指努力挖掘探索自身之外的，一切可通过的资源、要素与市场，将之与高邮人的奋斗相结合。

　　在国际环境风云莫测的今天，很多人都在讲内生发展。但光内生是不够的，很可能走向自闭自满。国家倡导自力更生，“自”很重要，“更”更重要，即一直更新自我，创造新我，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中国乃至国际大市场上，寻找自己能参与、适合参与、一展身手的方向，并把机遇变成现实。

　　在波司登制衣车间，我了解到这里的工人一天能做8件羽绒服，而北边一些地方的工人只能做五六件，所以总部在常熟的波司登集团就压缩那里的订单，增加高邮的订单。

　　“现在充绒环节已经自动化，但缝纫环节还需要人。高邮本地人心灵手巧。用缝纫机缝衣袖，外地工厂的工人要用两只手，高邮姑娘一只手就能完成，速度很快，所以能做更多单子。”高邮经济开发区的说。

　　截至2020年底，高邮共有各类纺织服装企业35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46家，从业人员4万多，本地工人占比90%以上，年收入6～8万元。依托熟练工人的队伍，高邮在业内享有“没有不敢接的大单，也没有不敢接的难单”的美誉。

　　2020年，高邮纺织服装企业共加工各类服装超过1亿件，其中羽绒服装2000万件，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波司登就有四五百万件。

　　波司登制衣公司位于经济开发区，目前有2000多名员工。在4个镇还有4个加工点，每个加工点200多人。加工点设在镇里，方便就地就业，也无需每天用大客车往返接送，但用工、培训、管理标准都是一样的。

　　高邮服装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企业为扩大产能，与乡镇企业合作，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本世纪前十年是高邮纺织服装业的黄金十年，峰值时有“666”的说法，即有近600家企业，近6万名员工（占全市工业从业人员的45%以上），60亿元收入。

　　之后，国家的环保要求慢慢的升高，粗放经营的作坊式企业在处理羽绒和羽毛加工时存在废水污染，渐渐被逼退。那些注重环保、设计、数字化，有技术优势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渐渐成为产业链主和主导者。

　　在高邮服装产业发展史上，2005年12月5日意义重大。这一天，波司登制衣有限公司落户经济开发区。项目引进了法国CAD设计系统、意大利蒸烫流水线和德日等国的专业化生产设备，2006年建成投产，2007年就以税收4500万元成为高邮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

　　从服装开始，波司登集团在高邮投资了纺织、物流、商业、酒店、工业园区、光伏等产业，2022年纳税超4亿元，占高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

　　把波司登集团引进高邮的是本地企业家何其新。他1966年出生于二沟乡中东村一个贫苦农家，家里靠一年两季的庄稼勉强维持温饱，还要养鸭子补贴家用，那时一只成熟的鸭子只能卖两三块钱，“如果有伤亡，辛苦一年也落不下几个钱”。

　　何其新年少时就去工厂打工，后来开了自己的小服装厂，慢慢地发展，几次更名，到2005年已有员工1700人，是高邮人数最多的服装厂。也是在这一年，他赢得了波司登集团的信任，双方合资成立了江苏波司登制衣公司，波司登总部占55%，他的企业占45%并负责全权管理公司。

　　何其新说，早在1997年他就去过常熟，但波司登集团当年不愿意到高邮。之所以2005年态度180度大转弯，“是看中我们产品的质量和按时交货的能力，更看中我们有着一大批熟练的制衣工人”。

　　如果说何其新是服装产业的带头人之一，高邮的路灯产业则有一位公认的奠基人——陈景春。他是高邮第一家灯具生产企业——高邮县照明器材厂的开创者。

　　1972年，高邮郭集公社盘塘大队支书姚佩山和主任聂恒才，不甘心农民一天只能挣三四毛钱，决定冒险办厂，通过熟人认识了曾在县属企业工作过的陈景春，请他来搞散热器、矢锥加工。但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到国营无线电厂弄点材料都是投机倒把，创业条件实在不具备，他只好黯然离开了盘塘。

　　1976年，队办企业有了一些空间，姚、聂二人又想到陈景春，一请再请，9月12日他终于来到盘塘村，创办了高邮县照明电器厂。没有厂房，就借了生产队的几间破旧仓库；没启动资金，就卖了生产队的两头猪；做镇流器没有熬绝缘胶的设备，就用社员家的汤罐代替；没有煤炭，就支着土灶用柴火烧；没有床，就睡在拖草粪的“鸭托子”里；没钱买材料，连社员卖鸡蛋的钱也被姚支书借来。白天还不敢生产，夜里陈景春才带着徒弟苦干，一夜能做出十几个镇流器，然后装入麻袋，背在肩上，赶汽车、挤火车、乘轮船，去敲城市里路灯管理部门的大门。

　　幸运往往不期而至。有一次陈景春到成都出差，无意中得知山东淄博一家无线电厂面临倒闭，有几千台镇流器的库存。他立即赶去，以每台5元的价格买下，经测试、检验、包装，以每台16元的价格卖给自己的客户，收获了第一桶金。从此，他们从零敲碎打走上批量生产之路，开发了灯杆、系列灯具、高杆灯、中华灯等系列化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企业发展了，村里人的生活也大为改变，灌溉、桥梁、公路、电灯、新房、校舍等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大批年轻人进厂学会了技术，娶上了媳妇。销售业绩突出者，子女可以优先进厂。60岁以上村民还能领到养老补助金。

　　1989年，高邮县照明电器厂企业产值突破1000万元，成为高邮的明星企业。聂恒才说，没有陈景春就没有高邮灯具，同时，高邮人勤劳聪明的秉性和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也推动着他们敢想敢干敢创业，不怕吃苦不怕失败。“他们模仿能力强，一个学一个；共同致富欲望高，一个带一个；一个骨干企业孵化出一串企业，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

　　我走访了诺尔集团、龙腾照明、豪纬交通等多家照明企业，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过陈景春。诺尔集团展厅还专门以“星火摇篮：吃水不忘挖井人”为主题介绍了陈景春一代的拓荒者。

　　经过40多年的跋涉，高邮的路灯和照明行业已经实现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从手工活到机械化自动化，从单一照明到智慧多功能照明、绿色环保照明的多次跃升。目前高邮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了近1300家路灯和智慧照明企业（规上80多家），从业人员4万余人，形成了路灯灯杆、灯具、光源、表面处理、配件生产、配套服务一条龙产业链，年总开票出售的收益200亿元左右。高邮占据了全国近70%的灯杆市场和25%的路灯成品市场占有率，5000多名营业销售人员活跃在各地，销售网络遍及所有大中城市，还有400家跨境电子商务让高邮产品远销世界。

　　如今高邮农村最重要的富民产业罗氏沼虾，在起步期也有一位著名的带头人。他叫周长文，1982年就在张轩乡（现龙虬镇）搞水产养殖。高邮本来不产罗氏沼虾，1990年张轩乡从外地引进了1.75万尾罗氏沼虾尾苗，周长文主动请缨在自家的鱼塘里试养，到1992年开始大面积引进养殖。

　　周长文不仅自己养殖，他最多时的养殖面积达到500亩，还带领村里的50多户农民养殖，2006年创办了“长文水产养殖厂”和“小康水产专业合作社”，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体系。因贡献突出，他曾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高邮人现在把罗氏沼虾叫高邮大虾。截至2022年底，全市高邮大虾的养殖面积近9万亩，年产约3.4万吨，总产值超40亿元。全市有保种繁育企业19家，虾业经纪人600余人，捕捞工1万余人，运输活水车500余辆，加冰、加水电经营者200余人。有批发商业市场2家，饲料生产企业15家，水产品加工公司30余家，药品、肥料生产企业20余家，饲料、药物等虾需物资销售点140余个，合作社近100家。

　　据介绍，现在高邮大虾养殖户有3500余户，带动近10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亩均养殖纯收益超5000元，户均超15万元。有3000多养殖户通过养虾在城区买了房，为高邮的城市化做出了不小贡献。

　　天道酬勤。追求富裕、吃苦耐劳的民风、民气是基石，但最早吃螃蟹、具备“乘法效应”的带头人，在某些阶段可能更重要。他们一起创造历史。

　　我在高邮的体会是，做实体经济真不容易。手停脚停，自然没饭吃，但光是简单重复手不停脚不停，也不够。因为不断有各种压力（如政策压力、市场压力、亩均税收标准压力）和新的要求，让你必须与时俱进。你超越不了自己，也会被淘汰。

　　比如在绿色发展的硬要求下，江苏省两年前颁布了《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自今年6月1日起，现有养殖水面100亩以上连片池塘、单个养殖主体水面大于50亩的池塘以及工厂化等其他封闭式养殖水体的水产养殖尾水，必须达标排放。“放养低密度、饲料低蛋白、不排水捕捞”的生态化养殖势在必行。我在龙虬镇的高邮大虾生态养殖示范园看到，每个育苗池棚架上都挂着养殖生产记录板，详细记录养殖水体的水温、PH值、氨氮、亚硝酸盐等数值，还有放苗日期、放苗数量、日投喂量、生长进度等信息。每个塘口的排水口也会陆续安装水质监控仪，超标排放第一时间就会报警。

　　生态养殖后，养殖密度低了，但虾的上市时间能提前半个月左右。每只虾重量提高了，单价也会高，三两重的一只卖38块钱，亩均效益比高密度养殖时要高。把虾装进保鲜袋，可以保鲜17个小时，供应上海、北京等地的盒马鲜生等超市不成问题。

　　要做到生态养殖，需要有大的投入，要靠政府。但政府并不是什么都包揽，具体养殖还是靠农民，只是他们现在更像工人，固定月薪4000多元，加上土地流转等收入，一年起码能有五六万元收成。

　　又如我在高邮鸭集团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了解到，虽然咸鸭蛋“淌金流油”，但直播间里一直有网友询问“有没有咸度低的咸鸭蛋”。如果只是缩短腌制时间，能够更好的降低咸度，但蛋黄无法起沙流油。公司通过调研了解到，华中农业大学王树才教授团队研发了一款能够最终靠高温度高压力让盐分子迅速透过蛋白进入蛋黄的技术，既能降低蛋白中的含盐量，又能确保蛋黄起沙流油。在王教授团队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建设10间快速腌制小屋，每间小屋一次可腌制10万枚“不咸的咸鸭蛋”。龙虬镇正在打造占地500亩的高邮食品产业园，一个重点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提升食品产业链的科技含量。

　　养鸭的方式也在变化，开始“笼上养鸭”“发酵床养鸭”，通过“云上牧场”智慧农业系统的操控，实现智能化、现代化、科技化养鸭，这样还节约了土地资源。鸭蛋的“蛋品生产”，从饲养管理、蛋品检测、加工包装等环节，正在走向数据化、可视化。高邮鸭集团还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研制高邮鸭肉盐水、风香、酱香味等深加工产品，提高附加值。

　　产业的革新、创新，既是政策的要求，消费者的要求，也是因传统工人的年龄慢慢的变大。波司登制衣工人平均岁数45岁，有的已经干了30年，灯杆制造方面的产业工人很少有50岁以下的。他们不可能一直干下去。年轻人又不愿意进工厂。所以必须加快推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还不只是年龄问题。高邮传统产业普遍存在技术上的含金量低、品牌弱等问题。路灯企业超千家，主要集中于灯杆制造，总体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加工、组装、配套的产品多，利润率低，一般不超过4%。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研发投入也不高，大致为销售总额的2%左右。此外，也存在着环保压力。

　　显然，高邮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原地踏步，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此次调研，我去了航天锂电、法马交通、欧力特能源科技、中环艾能等新兴起的产业企业，看到了全新气象。

　　航天锂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是从深圳引进的一家专业的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技术和产能平台。他们的核心产品是锂离子动力电芯，已建成投产的车规级智能工厂共3层，每层3万平方米，生产高度自动化。航天锂电产品的应用市场包括标准重卡电池包、5.2MWh储能系统集成、400KWh独立储能柜、户用电池包、纯电动轮式装载机等。

　　公司总经理龚盼星是湖南人，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进入金融行业做了10年，后来加入了航天锂电的团队，并举家从深圳迁到高邮。她说：“之所以在高邮落地，并不只是因为成本，事实上这里1度电要6毛钱，西部只要3毛，做一年就多出5000万成本。但这里有综合优势，营商环境优势，人才也好招聘，所以做高的附加价值组装的电芯，很适合放在这里。”

　　龚盼星坚信中国未来的制造业都将是绿色工厂，她也希望更多学金融的人加入制造业，一同推动中国的新制造、精益新智造。

　　和龚盼星类似，法马交通的创始人杨朝友也是从深圳到高邮投资建厂，不同点在于他是本地人，理工男，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拼，2005年创业，在智能交通领域拼出一片天，生产集中协调式一体交通信号控制机、联网式智能交通控制机、单点式智能交通控制器等智能交通设备，并打造出行业突出的智能联网信号控制平台。2021年，法马交通成为国内首个信号灯年度出货量突破8万套的厂商。

　　从在深圳创业起，因为规模逐步扩大，杨朝友每两年就会换一个地方。2014年底，在高邮政府“凤还巢”招商引资诚意的感召下，他决定回家乡建一个制造园区，2016年投产。在深圳做研发，在高邮做制造，在全国各地做销售服务，在网上进行协同办公，是法马交通现在的模式，预计他们今年能做到6亿左右的合同销售。

　　法马做交通，和本地大多数路灯照明企业的切入点不同。法马是从软件入手，从提供智慧交通安全解决方案入手，将产品和服务链接在一起，并通过物联网运维管理平台介入隐患排查和服务。早在2007年杨朝友就组建了研发团队，专攻交通安全的小场景。目前的研发，一部分是平台、算法、嵌入式软件等，一部分是设计工程部门，跟着订单做小的、结构化的修改，在深圳共有100多人。

　　杨朝友说：“研发在深圳，支出很大，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做有技术上的含金量的东西。比如交通隐患排查，传统方式是人到路上巡查，我们是在车上加装摄像机，实景拍摄，把采集的数据传到排查平台上，然后用算法将数据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比对分析。又如国道、省道跟乡村道路交汇处的安全风险隐患很大，学校放学时的车流人流很复杂，我们都有专项解决方案。作为民企，我们比较灵活，能够给大家提供相对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而且越来越走向前端。比如在惠州仲恺新区，我们和移动运营商一起做两条道路的改造，从电、网部署应用到带宽设计这些顶层的部分做起。移动运营商负责通讯，我们负责交通。”

　　法马交通在国外也做了大量项目。尼日利亚首都100多个路口的交通整套方案就是法马做的。当地供电跟不上，全部做了太阳能产品。“太阳能产品应用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无线信号传输。路上的干扰非常多，像大功率汽车发动机、修路的电钻等。一定要解决干扰的问题，道路安全才能体现，否则信号扰乱了，会出大事。”

　　“市场一直会卷，你想好好睡一觉，市场就是不让。但这也会倒逼我们提高自身的经营、治理和服务，在市场上经得起PK。我觉得也是好事。”杨朝友说。

　　法马交通这样的企业正对高邮本地企业形成带动。更多企业都把研发、设计、营销等功能放到了深圳、上海、南京，也都在推动数字化转型。

　　杨朝友对为法马工厂做数字化改造的咨询公司说：“做完法马的项目，你们可以服务更多的高邮企业，只要保护我们的商业机密就行。”

　　我在调研前，高邮市工信局给我提供了近20万字的资料。有一份《“3+3”产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对每个产业的发展背景、高邮的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和路径、主要任务与保障措施都有详细说明。像智慧照明，下一步工作方向和路径主要是：1、内联外引结合，加速产业扩张；2、突出创新引领，推动强强联合；3、构建支撑平台，扩大品牌影响；4、打造试点示范，实现复制推广。均有翔实的分析与规划。

　　我看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高邮过去的产业扩张主要靠有限的自我积累，现在则向引进资本、产业基金的模式转变。一方面，通过现有产业内部企业的横向联合，相互持股，资源共享，利用现有的资质要素，推动有影响的标志性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引导有条件和内涵的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实力丰沛雄厚的上市公司、国际有名的公司加入，通过联姻、入股、控股、兼并等市场化手段构建更存在竞争力的联合体，继而争取长期资金市场的支持。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高邮已经引入了启迪智能网联集团、中电海康集团等大规模的公司，并通过地方智慧城市示范项目的建设，联合进行产业整合，推动产业升级。

　　调研中我强烈感受到政府在做优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方面的“卷”。在营商环境方面，2022年高邮开办公司实现了0.5个工作日办结，完成了扬州首例中小型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1.5天极简审批”，工业用地推行“带方案挂牌”，还出台了“人才新政10条”。在招商引资方面，2022年高邮瞄准“国资民资外资”开展“全员全域全时”招商，新签约项目162个，连续三个季度夺得扬州招商引资“擂台赛”红旗。特别是新批外资项目16个，实现外资到账1.3亿美元。在项目攻坚中，推行项目建设“两会三制”闭环服务模式（项目协调会办会、现场督查推进会，项目秘书制、服务清单制、全程），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家家到、月月看、季度赛”，只争朝夕。

　　今年初，高邮还启动了重点项目建设干部监督联动机制，通过推进重点项目的磨砺，倒逼干部“问题到我为止”，树立“有解思维”，不要总说“不能办”，而要多想办法“怎样办”。市里每个季度都对在建、已建项目进行观摩，园区每个月也组织一次观摩。经济开发区一位领导说：“哪是观摩团，分明是测试团。项目投资体量、资金何时到位、设备啥时进场，介绍项目进展的不是企业负责人，而是负责挂靠联系重点项目的挂联领导。一开始，挂联领导偶尔还让人做个指示牌，或手上拿个小纸条。可几次下来，你不能总讲老一套吧。地球天天在旋，项目天天在变，不对项目完全熟悉，经不住领导盘问呀！”

　　每一个项目，从洽谈开始有一个联审程序。发改、工信、自规、住建、水利、税务、市监、行政审批方方面面坐在一起，联合预审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如果都认可，集体签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一旦项目签约了，就当作没有实质性、关键性的问题了。如果还存在能耗指标不够、排放指标没有等杂音，那就是相关联审部门的责任。项目联审时，困难可以提，一旦签了字就必须无条件服从、服务项目审批，开工建设。每周一上午，经开区领导班子要花两三个小时把今年新招引的30多个项目签约、审批、开工、投产的序时进度捋一捋。对到了序时却没有完成事项任务的，就要问原因，促落实。

　　今年上半年，高邮经开区实现工业开票销售291亿元，完成正式签约项目13个，其中50亿元项目2个、30亿元项目2个、10至20亿元项目2个、10亿元及以下项目7个，制造业外资实际到账2987万美元，完成全年制造业外资任务的88%。

　　光储充产业是高邮新兴起的产业的重点，最重要的包含光伏和储能电池，最初发轫于2003年，现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9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扬州瞪羚企业3家。在欧力特集团下属的能源科技公司，陪我来调研的经开区主任和企业创始人袁朝勇就投资、引资、技术深入交流，我感觉主任比企业家对发展还着急，不禁问：“企业的事，你怎么比他还急？”

　　主任脱口而出：“因为它这个种子在我们这里生长，我们大家都希望它高质量成长，也想给高邮的企业家加一点压力，不是赚了一点钱就到此为止了。”

　　袁朝勇插话：“秦老师，你看政府领导是敢于挑担子的，上面要求他全身心投入，把指标往他身上压，他也很急，总是希望我们发展快一点，再快一点。”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政企之间要有一臂之隔，企业如何经营要按规律。不过，经开区主任下面的一段话让我瞬间肃然。

　　“其实说到底，就像我经常跟家里人讲的，就一句话，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是跑不掉的。我们要在这里退休，如果到时经济不好，工资也拿不到，那不要怨后人，首先要怨自己当时就没做好。”

　　他详细地给我摊开了一本账，讲了开发区从一张白纸建到现在总共投了多少钱，因为大多都投在拆迁、基本建设上，所以要拉起整个产业，还要投多少钱。“坦率说，还要继续负债，负债顶峰还没到来，但根据现有的五大产业规划和产销比，我们能大致算出未来每年能形成多少一般预算收入，扣掉融资成本还剩多少。日常保运转需要的钱是不多的，到那时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高邮开发区已经与省信保集团成立了“园区保”，以解决企业融资担保、企业互保、保费偏高的问题；成立了集体性质的人力资源公司，以解决企业招工难、民营人力资源公司收费高、服务不及时、派遣人员素质不满足规定的要求的问题；成立了国有物业公司，建设了中央厨房，为不具备建食堂的企业员工提供餐饮服务；建设了约4万平米的员工过渡宿舍和高层次人才宿舍；成立了专项基金，已完成一单7000万元的股权投资；常态化地开展校院企合作，帮企业解决技术、管理、转型等问题。

　　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包括：组建供应链金融公司，为企业大宗物料采购服务；引进三峡能源等央企国企，投资建设削峰填谷电站，帮企业降低用电成本；设立专项资金，为外商投资企业以设备投资的提供关税服务；

　　他们准备做的事情包括：推进现有国有公司由双A评级提高为双A+，提高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2024年创造条件收购一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升融资能力，服务招商和项目建设。建设工业邻里中心，完善城市功能。

　　听了介绍，我对地方政府、园区的负债问题释然了一些，至少不会再简单把负债当负担了。负债是为发展，有了好的发展，债务并非不可克服的问题。对此，基层干部心中大体有数。

　　1、我们中国的各种资源条件，决定了大部分地方，除了手不停脚不停地劳作，奋斗，别无出路。

　　2、但手不停脚不停，可能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告别低收入陷阱。如果止步不前，还是没有更好的出路。

　　3、因此必须依照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不断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造能力。这是螺旋式的发展，也是痛苦的自我革命与超越，一点也不容易，而且也很“卷”。有个名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中国如能实现全民宽裕的中等收入水平，已是很大福祉。要建成“全面中产社会”，仍需在艰苦奋斗的途中奔波不已。

　　4、从吃苦耐劳的人民手不停脚不停，到现在可能意味着，更多需要机器人的手不停脚不停，AI驱动的手不停脚不停，以及智慧大脑永不停。而人的创新精神、不懈怠不停步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最可靠的发展之基。

　　在高邮我看到，一个地方只要有更高的目标并狠抓落实，就充满新的发展可能。如果把高邮比作一块自加压力、力争上游的示范田，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跳出高邮发展高邮，通过链接、引入更强更好的资源，抬升产业水平，盘活现有要素。高邮之路，是行之有效、有活力的内循环发展之路。

　　通过调研，我对中国经济的新发展也有一些新想法。过去几十年中国建设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铁、移动通信网络，宛如高质量的纽带连接全国，带动了很多地方的发展。在创新驱动的今天，中国需要构建新的价值流，即以高素质人力资本、知识、眼界、资金、教育、传播、市场机会等为内涵的价值流，让这种价值流像江河一样更好流动，沃灌那些正在奔向发达的地区。今天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发展，缺的不是硬件，是软性价值。这一些地方也不是没有空间，缺的是点石成金、让价值释放开来的契机。因此，中国需要构建一套机制、方法，让主要集聚在一二线城市的高价值流，也能造福三到五线的城市。例如，高邮做了部署，希望未来几年产生若干家上市公司，如果京沪深等地的金融专才到高邮走一走，盘一盘，非常有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从高铁网络到高价值流网络，是高水平发展在全国各地都能开花结果的必要条件。内循环不是各自循环，恰恰是要打破各自的边界、局限，彼此交融，彼此借力，以高带低的大循环。

　　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在新的大变局下，可能比原来预想的要曲折，会有更多波动。需要更多耐心，创新，韧性，平常心。

　　在高邮的调研启发我，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如果想明白自己的命运，那么不管怎样的道路，走起来都能更加坦然。

　　手停口停是命，唯奋斗与创新才能乐天安命，这就是我在高邮想到的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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